我的父母:两个中共地下党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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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两个中共地下党员的故事》主要内容包括:他从一个酒店的拉门小郎和跑堂,成长为中共上海电话公司地下党的核心人物和工运领袖。他曾在白色恐怖下与战友们一起发动和组织职工与敌人较量。他在日本宪兵队里遭受过酷刑,九死一生,凭意志和智慧保护了党和同志的安全。他也曾作为工人代表,在西苑机场迎接中共中央迁入北京,并随军南下,参加接管北京和上海。她是著名的“天一阁”藏书楼范家的后代,却因贫穷而只读了三年小学,十四岁就开始做工养家。她曾担任地下党女支部书记,勇敢机智地与各种敌对势力交锋。她也曾忍痛抛下寡母幼弟和刚出生的孩子,撤出夜色沉沉的上海,然后又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前往苏联及东欧各国,在克里姆林官迎来新中国的成立。他们是两个普通的中共地下党员。在那翻天覆地的革命大潮里,这两朵浪花的故事,也足以映照出一部催人泪下的史诗!
书    名
我的父母:两个中共地下党员的故事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页    数
202页
开    本
32
品    牌
世纪文睿
作    者
倪培民
出版日期
2010年10月1日
语    种
简体中文
ISBN
7208094934, 9787208094932

我的父母:两个中共地下党员的故事基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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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两个中共地下党员的故事内容简介

《我的父母:两个中共地下党员的故事》记录了倪培明先生父母的爱情故事。
  他从一个酒店的拉门小郎和跑堂,成长为中共上海电话公司地下党的核心人物和工运领袖……
  她是著名的“天一阁”藏书楼范家的后代,曾担任地下党女支部书记,勇敢机智地与各种敌对势力交锋……
  他们是两个普通的中共地下党员。在那翻天覆地的革命大潮里,这两朵浪花的故事,也足以映照出一部催人泪下的史诗!

我的父母:两个中共地下党员的故事作者简介

倪培民,1954年生,本书主人公倪复生和江怡之子。文化大革命期间父母受到迫害,从为父母抄写“交代”、“申诉”而开始对人生、社会感到爨惑,初以文学和书法排遭兴情,进而走上哲学之路。“文革”后从上钢一厂考人大学,先后获复旦大学哲学学士、硕士,美国康奈迪克大学哲学博士。现任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教学及东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和交流。著有《孔子:人可弘道》等若干中英文哲学著作,个人书法集《笔墨哲思游》及五十余篇哲学论文。曾先后担任夏威夷大学及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北美中国哲学家协会会长、国际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学会会长,并曾应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特邀在世界公众论坛“文明对话”等国际会议上作主旨演讲。

我的父母:两个中共地下党员的故事图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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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前言
  第一章 投身革命
  第二章 扎根群众
  第三章 严峻考验
  第四章 不让须眉
  第五章 地火运行
  第六章 工会斗争
  第七章 临危不惧
  第八章 安全撤退
  第九章 六次劳大
  第十章 迎接胜利
  后记
  附录1 大事年表
  附录2 战友名录
  历史照片

我的父母:两个中共地下党员的故事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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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复生的祖籍应该算是浙江镇海,可是他从来不知道在镇海有什么亲戚。听说他的父亲倪慧扬小时候受不了族长的欺凌,打断了族长老爷的腿骨,只身逃出镇海,来到上海,到处打短工。后来,终于在英商会德丰拖驳船洋行找到了一份差事,安下身来。倪慧扬生性倔强,不爱说话。干起活来,是乌龟掼在门板上——“硬碰硬”,没日没夜地干。为了保住“饭碗”,他又学会了几句“洋泾浜” (英语),所以被逐渐提升,若干年后当上了拖驳船队的“老轨”——总轮机长。这个职位不仅给他带来了一份较为优厚的工资,还不时地可以得到一些“外快”,于是,他在岳州路租了块地,造起了木板房,娶了妻,生下二男一女,日子过得还不算坏。
  1916年,总轮机长又娶了个小老婆邝惠莲。1917年的农历5月22日(公历7月10日),邝惠莲生了个儿子,就是倪复生,小名“毛陀”。
  倪复生出生的这个年头,正是世界风云变幻的时代。席卷全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一页崭新的历史,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翻开了。一股新鲜的血液,流入了中国这一麻木的泥足巨人的身躯。古老的中国,开始苏醒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着,席卷着中华大地。童年时代的倪复生并不了解这一切。虽然他也曾和小朋友们一起扛着木棍,排着队伍,唱着“打倒列强”的歌曲,在小巷里游行,但这支歌对他来说只是一首容易上口的儿歌而己。大革命的失败,也没有在他的头脑里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而只是无形中对他的一生起着重大的影响。
  一般的人回忆起童年时,都会想到母爱和父爱的温暖,可是倪福生回忆起童年时,却只能惨淡地一笑:“我对母爱和父爱缺少体会。”由于外室的地位,他母亲在生了毛陀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和他父亲住在一起。总轮机长每个月只给他们一些微薄的生活费,每周来一、二次,有时看看就走了。邝惠莲是广东人,生就一个急躁的脾气,受不了这种冷落,经常跟丈夫吵吵闹闹,可经济大权毕竟在丈夫手里,所以最终只好拿儿子出气。“你这个小浮尸!” 每当不顺心时,母亲就这样称呼他。也许是遗传的吧,毛陀也天生一副犟脾气,宁愿挨上一顿打骂,一副广东血统特有的炯炯大眼也从来不肯讨饶。不过,母亲打他也不全是没道理的。他记得很清楚,6岁那年,有一次外公病了,母亲拿出6个铜板,叫他去买些金银花送去。他跑到半路上,给卖棉花糖的吸引住了。仗着外公对他的宠爱,他用6个铜板换了棉花糖。回到家里,撒了个谎,只说已经买了金银花送去了。没想到几天后母亲见到外公问起他吃了金银花后感觉怎样,外公给问得莫名其妙。结果回到家里,他被吊在床梁上,着实吃了一顿“生活”(挨了一顿打)。
  8岁了,该读书了,可这么少的生活费,供养他上学有困难。他舅舅来了,说有个“广肇义学”,是广东人开的,专收广东同乡子弟,不要学费。倪复生从小就跟着母亲学会了一口流剃的广东话,可是广东人没有姓倪的,于是他就跟着母亲姓了邝。取了个官名,叫邝福生,报考了这个学校。所以,他儿时的有些小伙伴(比如后来成了著名话剧演员的乔奇,就是他小学里同班的同学),并不知道他姓倪,只知道他姓邝,邝福生,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他21岁。
  广肇义学与老式的私塾不同,已经带有一点新式的色彩。学生从小猫三只四只读起,也学点英语。每个星期一早上,全体学生面对国民党党旗,背诵“总理遗嘱”,不管懂不懂,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眼睛一闭,咿咿哇哇地背诵起来:“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背完总理遗嘱,还要唱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然后是校长训话。学校的老师管得很严,动辄打骂学生。福生的学习成绩并不算坏,可有时也免不了被老师的藤条抽得手心红肿。
  学校离家很远,他每天早上做完家务,就去上学了。带着12个铜板,可买一碗阳春面,作为午餐。放学回家,就背起弟弟,用广东背孩子用的布背兜在胸前一扎,腾出两个手做晚饭。这时候,他母亲一般是在邻居家里打麻将。
  自从生了他以后,母亲又先后生了12个孩子,可是最终只活下来4个。他回忆说:“当时白喉病流行,好几个弟妹都死于这个病,家里常常一口口小白皮棺材抬出去。记得我的弟弟承基(原名福基)生下来的那一天,刚刚死了一个弟弟,小尸体还躺在家里。我舅舅一个星期里面死掉三个孩子,都是死于白喉。妈妈心里当然不好受,怪来怪去,又怪到我头上。'都是你!你这个老大属蛇,弟弟妹妹都叫你这条毒蛇咬死了。'弟弟承基属虎,妈妈说,'不行,将来你们两个在一起龙虎相斗,他又要给你咬死的!'就这样,承基生下来就过继给了一家姓周的去抚养。后来,因为没有女儿,母亲就领了个小姑娘,那就是我的干妹倪福珍。”
  在学校有严师管束,在家里又得不到母亲的慈爱,使他养成了一种孤僻的性格。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结束后,他们搬到了岳州路,和他父亲住在一起。在那里,大母所生的几个兄弟都看不起他,粗活重活都叫他干。每天清早起来,就要劈一大堆柴,然后给弟妹洗尿布、烧早饭。这种生活,使他幼小的心灵中滋长起一股反抗的力量。“一定要争口气!”他学会了自己料理自己的一切。宁肯吃苦,受委屈,也不求人。只有晚上,当他独自一人躲进自己的小阁楼时,他才感到有了自由的天地。
  这个只有五六个平方米的小阁楼靠着正房背面,门开在地板上,从后院的一个活动小梯子爬上去,托起阁楼地板就可以出入了。抽掉梯子,根本看不出上面有个小房间。阁楼有两扇窗,一扇就面临后院。院子里有两个原屋主的坟堆,还有两棵并立的大树。他在树上搁了一根铁条,作为单杠。另一扇窗外面是一片屋顶。这里的每片瓦片下面都是他藏东西的地方。后院还有一个边门可通到隔壁一家小工厂。他常在晚上从这小门里不声不响地溜出去找小朋友们打乒乓球玩,一直玩到很晚,才又悄悄地从这小门里溜回。这些“偷”来的娱乐,在他苦恼的生活中,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因此,尽管这个阁楼很窄小,隔壁那家小工厂的马达声日夜轰闹,震得楼板都颤动,又是冬凉夏暧,夏天蚊子满身乱咬,冬天雪花纷纷扬扬飘进屋来,可他还是喜欢它。这里没有兄姐们的歧视,也没有父母的斥骂,这是一小片属于他自己的自由天地。
  1931年8月,老轮机长失业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15岁的福生不得不辍学,自己谋生了。
  记不起是谁介绍的,他进了一个洗染店当学徒。白天用粗大的板刷刷衣服,整天地刷,肥皂水浸得双手发了白,几天下来,手臂酸得抬都抬不起了。晚上,老板就让他睡在柜台底下,随便抓点东西盖盖。做了两个月,人瘦了,两条大腿长满了癞疥疮,眼眶陷得深深的。他舅舅看不过去,说:“别干了,先跟我到码头上跑腿去吧,以后再另找个好一点的生意(工作)。”
  他舅舅邝惠振,在大英轮船公司当报关员。,福生跟着他跑跑腿,到海关、商品检验站等处核对、盖戳,在码头上收收筹码,每个星期从舅舅那里拿六角钱零用。这已经比在洗染店当学徒强多了。就用这六角钱,他买了些书本杂志,继续自学文化。
  可是,一直靠舅舅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想到这个,他心里自然十分焦急,所以,他常常独自跑到大陆商场图书馆(即后来的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去看报纸上的招聘栏。
  1934年10月份的一天,岳州路13l号(即今129弄2号)来了一封印有“新亚大酒店”红字的信,信封上赫然写着“邝福生先生”的字样。他妈妈拿到这封信,始则一愣,继则破口大骂:“小浮尸!滚出来!你在外面吃了饭,欠了债,人家讨债来了!”
  福生给骂得莫明其妙,拿过信来一看,哈哈大笑起来,“妈,不是讨债,是我考进了!”
  原来,他偶尔在大陆商场的招聘栏里看到新亚酒店招收boy(侍员)的启示,启示上写明,凡具小学文化水平,会简单英语会话及广东话、上海话、国语对白(即普通话),且眉目端正者,均可报考。福生自忖条件适当,试了一下,想不到果然录取了。
  他喜孜孜拿着贴子来到新亚酒店,当上了拉门小郎——专门在大门口给客人拉门的boy。以后,又先后调到西餐问、中餐间,最后调到楼上侍候包厢,照现在的说法,也算是个“上手”了吧。直到晚年,他还可以稳稳当当地一手托上一个盘子,一手抓起五个杯子,逢年过节时偶尔给子女们露一手。
  差事(工作)变了,薪水略多了一些,福生在家里的地位也上升了,长兄们不敢随意欺侮他了。他自己更是处处好胜,要在家里争口气。那年他大母死了(1937年春),父亲把他和大母所生的两个儿子叫到跟前,说:“现在我失业了,这个丧事你们兄弟几个包下来。各人出多少钱,自己报。”
  福生没有多加思索,咬咬牙,拍拍胸脯说:“我出一百块大洋!”
  两个异母兄弟一听,傻了眼了,只得硬着头皮也报了一百。后来事实上他们俩个都是靠变卖家里的财产来交差的。只有福生,到酒店里借了一百元,在工资里扣了好几个月才还清了债务。但是从此以后,那两个兄弟再不敢小看他了。P13-17

我的父母:两个中共地下党员的故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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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故事其实只讲了一半。故事中这两位普通的共产党员的道路并没有走完。
  解放后,他们都当了领导干部。职位不是很高,但工作一直很忙。
  他们后来想要个女儿,结果却一连生了三个都是儿子。老二叫小培,老三叫幼培,等最后一个儿子出生,想不出其他形容“小”的好字眼了,干脆把前三个儿子的名字都改了,在“培”字后面给他们各加上了“中华人民”四个字,叫培中、培华、培人、培民。
  在解放后的最初十年里,他们主要搞工会工作,参加了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参加了民主改革,搞过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时,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六十年代初,他们先后离开工会,在工交系统行政管理岗位上,为发展上海的工业交通,洒过无数汗水,熬过无数通宵。那些年里,他们很少有和孩子亲热的机会。几个孩子都是外婆和保姆一起带大的。
  正像在解放前他们没有一帆风顺一样,在解放后,他们也遇到过不少曲折。由于地下党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的“战功”没法用“消灭”了多少敌人那样的方式来明确地计量,他们的对敌斗争,也不可能像在战场上那样壁垒分明,而常常需要利用“合法”的和社会上通行的(包括结拜兄弟、甚至对敌人行贿等等)手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展开工作,所以地下党的干部在解放后大多数都因为“历史复杂”而未能得到充分的信任和重用。倪复生的脾气耿直,对下级他是关怀、爱护、宽容,对上级则从来不肯奉承或者报功。他很多年都没有得到提升。江怡凭着她年轻能干,又是女性,很快被提升到和倪复生一样的级别——行政十三级,享受了所谓高干的待遇,但也长期做着办公室的事务性工作。他们一直很低调,从来不让自己孩子有干部子弟的意识。为此,他们还特地把居所选择在黄浦区一般市民的里弄里,而不是高干集聚的地区,并要求全家都把保姆看作自己家庭的一员,不得有任何歧视。虽然身居领导岗位多年,他们两人都从来没有学会官场里的习气,只知道党把他们放在哪里,就在哪里勤勤恳恳地工作。
  曾经和他们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们,1949年后有的依然在上海,平时常有来往,有的则被安排到外地工作,难得见上一面。和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又成了“罗培”和“小范”,总有说不完的话,亲密得像是兄弟姐妹。当年他们当中的“高级知识分子”陆文达,后来当了上海市房地产局副局长,自己家长期住在桃园路一个不大的老式公寓里,里永远堆满了各种书籍。虽然他知识面很广,还颇得书法和围棋的妙趣,他晚年却把自己的才智都投入到了《上海房地产志》的主编工作上了。陆文达的妻子、江怡的入党介绍人郑少如,曾在上海公用事业局担任办公室主任。她那淡泊祥和的姿态,丝毫不会让人联想到电影小说里地下党女英雄的形象。当年在筹组电话公司工会斗争中和江怡一起站在第一线的刘励方,1949~N曾担任过上话工会党组书记、工会主席,后来又担任了中共上海市市内电话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但在孩子们的眼里,她永远是他们亲切的“励方阿姨”。她的丈夫、当了上海长宁区副区长的“小苏”(马四方、苏湮池),来去都是一辆“老坦克”。他飞身跃上车子潇洒而去的身影,还透露着当年在铁路上当地下交通时的英姿。他们的地下党老上级钱正心,解放后曾任上海出版印刷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永安第三棉纺织厂党委书记、厂长,中共静安区委常委、统战部长等职。他那矮小的身材,永远显得过长的棉布上衣,一副厚得像啤酒瓶底的眼镜,憨厚的笑容,配上他在上海老式石窟门里弄的那十几平房米的居所,使他依然属于“掉在人堆里就找不到了”的“地下党”。
  倪复生的大弟弟周承基后来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从部队转业以后,他被安排在安徽合肥工作,但举手投足,依然是一派军人的作风。虽然他给自己的四个儿女起名“燕、飞、南、方”,最后却还是没能回到上海,在合肥铝厂厂长的职位上退下来离了休。那“新四军”的情结永远伴随着他,似乎只要他的老首长一声召唤,他就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江怡的三个弟弟,后来都当了领导干部。范仁良从当年陈渭南摆过的报摊上走上了革命道路,解放后长期在出版系统工作,曾担任上海美术出版社副社长。范仁珊解放后考入上海电话公司工作,曾任公司工会常委、宣传委员会主任,后调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干事。文革以后他曾任中共上海静安区蚕宣传部副部长、区委党校校长。江怡最小的弟弟范仁风,解放后读了高中,后来一直从事教育行政工作,曾担任中学校长多年。在他们的心目中,姐姐姐夫永远是他们的榜样,是他们家族和精神的核心。在文化大革命中,和许许多多这样的共产党员一样,倪复生和江怡也挨了整,被“靠边”、。“打倒”、抄了家。先是“走资派”,后是“叛徒”,再是“特务”,一顶顶帽子不由分说地套到了他们的头上。他们像罪犯一样被造反派押上台去,挂上牌子,九十度弯腰,接受批斗。他们被关进“隔离室”,长期不准与家人见面,受尽了种种屈辱和令人发指的残酷刑罚。他们被驱赶到五七干校,关进“牛棚”,。每天在看守人员的押解下做苦役犯的重活。他们的培培(培中)由于在就读的学校里为父母的遭遇抱不平和“抨击中央首长”(江青),被打成反动学生。另外几个儿子和他们的弟弟们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株连。他们的“阿姆”,那位可敬的老人,几乎被逼疯,每天呆呆地站在电车站,等女儿女婿回来。与他们一起出生入死过的地下党的战友们,也纷纷受到冲击,有的甚至被迫害至死。不过也正是因为文革,他们的历史被兜底翻地审查了一遍又一遍,我们这本回忆录里的好多资料,不仅得以在那时被“翻”了出来,而且得到了反复的核实。总算, “四人帮”被粉碎了,文革中对他们的各种诬陷被确定为冤案,得到了平反,他们第二次获得了“解放”。他们的阿姆盼到了这一天,含笑离世。1978年5月,倪复生调任交通部上海航道局副局长。1979年4月,江怡出任上海市仪表局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1982年她又被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人事安排小组工作,为党和国家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高层干部。这些干部后来都担当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有的还进入了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其中绝大部分都经受住了改革开放的考验。但是,自然规律不饶人。这时的他们,再也不像解放初期那样雄姿英发,也不像六十年代初那样精力充沛了。头发已经斑白,精力已经衰退,各种疾病也纷纷出现了。他们壮心犹在,但渐感力不从心了。倪复生在1983年11月开始离休,江怡则在晚年还担任了中共上海市委党史办公室的领导工作,为收集、整理党史资料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98年11月6日和1999年8月24日,江怡和倪复生先后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这后面几十年,也有许多可以令人感动叹息的故事,待以后有余暇时,整理出来,再作为本书的下篇吧。

我的父母:两个中共地下党员的故事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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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如梭。曾经对我呵护有加的倪复生(倪福生)伯伯和江怡(范梦青)阿姨已经离开多年了。如今,连我自己的孩子也已越过了需要大人呵护的年龄。然而打开培民《我的父母》的手稿,随着一个个从小耳熟能详的姓名映入眼帘,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似乎顿时出现在我的身边。“文革”后期替父母“平反”的奔忙之中,我曾经多次探访与这些名字连在一起的长辈,接受他们的关爱和帮助,那岁寒之后遇和煦春风般的时光永生难忘。
  1979年,趁着“文革”中接受“审查”时被“翻淘”起来的记忆尚还清晰,两名曾经的中共上海电话局地下党党员——倪复生和江怡夫妇,决定把他们一生的经历记下来,传下去。他们向儿子倪培民一次次地口述自己的回忆,还多次约来老同事、老朋友一起核对和补充事实。本书就是倪培民根据当时记录整理的他父母1950年以前生活的传记。
  两位传主出生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上海,他们的父母是上海早年来自浙江和广东的“移民”,是现代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工人。江怡的父亲和叔父,曾是1925年五卅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八一三”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后,22岁的倪复生和14岁的江怡,先后考进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成为接线员。当时,倪复生已经在寻找抗日门路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很快便担当起了在公司里重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重任。而为求生计虚报4岁才得到饭碗的江怡,纯朴正直、上进心强,很自然地接近并加入了了地下党。倪、江在并肩工作中建立起感情,结为伴侣。十载荏苒,他们和地下党战友一起,宣传抗日,发动捐款;为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与资本家斗争;演出话剧、出版刊物、举办活动,团结教育群众。在白色恐怖中生活、工作,他们几度出生入死,命悬一线。1947年10月,倪、江奉命撤退到解放区。1949年解放全国期间,他们参与了北平和天津邮电系统的接管工作;江怡还被派往欧洲参加世界工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世界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解放后,倪、江回到上海,年轻的地下党员从此成为新上海建设的领导者。
  倪复生和江怡嘱儿子记下这一切当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后代,而更是要给社会留下一篇信史,一篇有血有肉、有情有意,别具一格的信史。
  由于记下的都是两位传主亲身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书中所叙史实有一般史料中难以见到的丰富真实的细节。比如当时在电话工人中引起关注的倪复生被日本人逮捕事件:倪因自己的疏忽而和暗号纸一起意外落入敌掌时的痛悔,关在宪兵队当夜巧用电话把消息通知党组织后的释然,57个日日夜夜里所经受的种种酷刑,靠坚强和机智与敌人多次有惊无险的周旋,出狱后将“福生”更名“复生”那一刻的百感交集,都一一跃然纸上。又如抗战胜利前夕江怡和地下党战友在电话局大楼散发《新四军贺年卡》事件:趁凌晨夜班中的休息时问,两个“小姑娘”溜出休息室,来到大楼一层层空寂的走廊里,轻轻地用脚尖将“贺年卡”从门缝底下拨进每一个房间。第二天早上,前来上班的日本人发现了“贺年卡”立即动手组织搜捕。而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江怡对此浑然不觉,还提着装有剩余贺卡的提包,在下楼的途中发掉了最后几张,幸运地在敌人关门搜捕的前一刹那离开了公司……类似的例子书中俯拾即是。这些细节在在透露出当时上海电话局地下党人勇敢、坚定,在成功和挫败交织着的历练中从单纯幼稚走向成熟老练的风貌,以及他们当时身处的真实环境,是我们从其他仅作事实陈述的史料中无法体会到的。
  倪复生和江怡显然从一开始就决定以他们的“个人传记”为基础,托起一座上海电话公司地下党的“群像”。他们尽搜记忆,列举出上百个真名实姓的人物。书中记录的活动之参与者既有刘宁一、李立三等共产党高级干部,更有许许多多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群众和普通党员。
  倪、江特别留意记下那些在革命潮流中仅仅得以短暂存在的人物。倪复生的政治启蒙人陈君博只是一名共青团员,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失去了组织关系,却执著地坚持“从报纸上、书上寻找党的指示,确定自己的活动方向”。陈引导倪认识了共产党以后,有事回了广东老家从此杳无音信。倪的入党介绍人李小里、江的政治启蒙人陈伟和林海伦,都不久便失去了联系,多年后辗转打听到的,竟是他们牺牲了的消息。“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里,有多少人就默默无闻地死了,为了革命,为了国家,他(她)们不知葬身在哪一棵树下,哪一块石边了,甚至连姓名都没留下。”这本书里不仅记下了许多类似人物的名字,还生动地展现了他们当时的举止言行,即使只有一场对话抑或几十个字的描写,都因着真情的回忆而使那些光彩的生命瞬间永远定格下来。
  倪、江、电话公司地下党主要的直接领导钱正心,战友陆文达、郑少如、刘丽芳(刘励方,我母亲)、卢双文、方秀云、何馥麟、吴宝琳、苏湮池(马四方,我父亲)、陈启瑞、吴炯明……还有许许多多进步群众和积极分子,更都是这本传记的“共同传主”。他们大多和当时的倪、江一样,曲身贫困,在抗日战争期间加入或接近共产党。中共地下党除当今影视节目中常见的“情报系统”,还有“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等系统。电话局地下党属于后者,其主要的工作,是团结和教育群众,与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国民党斗争。电话公司的这批青年工人之所以被共产党所吸引,甚至愿意为其献身,是因为他们确信共产党的事业是为穷人、为社会大多数人谋福利的事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年轻的共产党员们度过了他们传奇般的青春。国难当头之日,他们选择挺身而出;忠孝难全之时,他们选择精忠报国。他们所忠于的,正是流淌在我们民族血液里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觉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如今他们虽然多已作古,却将因为本书而得以更长久地活在后代的心里。
  本书的作者倪培民继承了先辈的责任感和情怀。身为美国大学的一个全职哲学教授,用业余时问倾力把几十年前的记录整理成书出版,所花的心力、心血,非他人能够想象。过去,书是要“传世”的,书应该要活得比作者更长。现在,由于文字普及、出版便捷等原因,这种传统正遭到颠覆,许多人编书、“做”书、只为当下的一次性消费。“新生事物”固然不可厚非,但是也总需要有一些人把传统继承下去。据我理解,培民写这本书的目的有两层。一是为倪伯伯江阿姨立传,留给家族的后人,这是“尽孝”。二是通过为父母立传而为他们生活的时代立传,留给世人,这是“尽大孝”。二者都可敬、可佩。本书出版,倪伯伯江阿姨和他们已故的战友们,当九泉含笑,他们那些依然健在的战友们,更当感到由衷的欣慰。
  最后忍不住还想添几句“多余的话”,说出自己对培民写作的一点偏爱。在为父母和他们的战友记下这段信史的同时,培民还为我们描画了一幅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上海一带社会风情的长卷。展读“画卷”我们看到:那所为同乡子弟办的 “广肇义学”里,学童们摇头晃脑地大声背诵着“小猫三只四只”和《总理遗嘱》;羊肠般的小巷深处,一幢老式砖木结构房子的客堂背后,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张长长的照片,那是房问的男主人和工友们在参加五卅运动失败后的合影;日本宪兵队电刑刑具旁,良心未泯的中国翻译趁人不注意,突然做出两个手腕交叉的动作,把减轻痛苦的方法暗示受刑人;一座纸醉金迷的舞厅里,放着软绵绵的音乐,唱着“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舞厅楼上,几个青年静静地坐在那里读着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小年夜傍晚的静安寺写路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人群中穿行着专偷拎包的小“瘪三”;长江水道上航行着桨划纤拉的小船,一位生意人横卧在小船内仓,着一身绸衫裤、戴一副茶色镜,手摇折扇,悠悠地盘算着卖给苏中解放区的那批西药的利润……是啊,历史的长河波澜壮阔,但并不清澈。就连本书中这些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共产党员,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竟都成了“革命”的对象。然而,“事业文章,随身销毁,而精神万古如新;功名富贵,逐世转移,而气节千载一日。”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就是有一种精神,一种气节,贯穿始终。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倪复生在狱中默诵过无数遍的诗句。上海电话局地下党党员们当然知道自己未必能够像文天祥那样名垂千古。然而他们从文天祥那里继承的一片丹心,却一定还会世世代代地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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